山西简称“晋”，源于春秋时代的晋国，晋国称霸春秋一百五十多年，这是山西辉煌的时期。晋国从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子燮父称晋，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经历660多年，强盛时将陕西、河南、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纳入其中。其间发生的文侯勤王、曲沃代晋、骊姬之乱、文公称霸、迁都新田、悼平复霸、黄池失霸、水灌晋阳、三家分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足以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两千多年过去后的今天，这一切能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因为众多的考古工作者对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曲村——天马遗址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天马、曲村、北赵、三张四个自然村之间，东西约3800米、南北约2800米，总面积约近11平方公里。其中九组十九座早期晋侯墓地即位于遗址范围的中部，它不仅成为我国西周考古和晋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年代标尺，也使晋国始封地、晋国早期都城地望得到确认，平息了我国学界聚讼千年的一场学术公案。在曲村——天马遗址发现的9组墓葬包括了从西周早期一代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共九代晋侯和夫人，另外还有陪葬墓多座、祭 祀坑数十座、车马坑十座。晋侯墓地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完整、排列清楚、随葬品丰富的一处墓地。大量的珍贵遗物及丰富的遗迹不仅向世人重新展现了晋文化的风貌，同时也为我们清楚地勾画出了源远流长的晋文化由发生、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脉络。

曲村——天马遗址被发现、发掘到性质的认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倾注着两、三代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承载者考古人奋战于田野荒原、经历着栉风沐雨的日日夜夜和他们殚思竭虑探究晋文化文明足迹的考古精神。

曲村——天马遗址于1962年被发现。1963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次试掘， 1979年第二次试掘，1980年开始了以探究晋文化主题为目的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至八十年代末，这一活动已卓有成效，不仅在曲村北发现了贵族的邦墓区，在遗址的中部还有大批的居住址、灰坑、窖穴，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从1992年春天开始，考古工作者连续九次发掘，共发掘9组19座晋国早期的晋侯和夫人墓葬、18座陪葬墓、2座车马坑，出土一批轰动海内外的珍贵文物。

发掘与调查资料表明，整个曲村——天马遗址东西3800米，南北2800米，总的面积近11平方公里，晋国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位于遗址中部北赵村南的晋国国君墓地亦即晋侯墓地。一是位于曲村村北、遗址西部边缘的中小型墓地。这两处墓地相距约1200米。在这两处墓地之间及周围是大片的遗址。

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研究，曲村——天马遗址不仅是晋国西周时期的重要聚落，更为重要的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自晋国第二代燮父迁都于此，直到春秋早期。

曲村——天马遗址于1962年被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了以探究晋文化主题为目的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至八十年代末，这一活动已卓有成效，不仅在曲村北发现了贵族的邦墓区，在遗址的中部还有大批的居住址、灰坑、窖穴，出土大量有着极及珍贵的文物。墓葬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位于遗址中部北赵村南的晋国国君墓地亦即晋侯墓地。一是位于曲村村北、遗址西部边缘的中小型墓地。这两处墓地相距约1200米。

周代，将墓地制度纳入礼制体系，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等级成员墓地有别，而且在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诸侯国一级的国君墓葬中，晋国的晋侯墓地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比较完整、经过科学发掘的一座墓地，其反映的西周时期高级贵族的丧葬制度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墓葬制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代是个礼制社会，在“分邦建国”的封建制基础上，周公辅政时又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并具体体现在爵位制度及青铜礼器、乐器等载体，即便是葬礼，也必须遵循严格的丧葬制度，陪葬品的规格、礼器的件数都有着严格规定。

西周时期，车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并被用于战争，春秋时期出现大规模的车战阵。周代的贵族墓葬均有车马坑陪葬，社会身份不同，陪葬的车马坑规模有别。

“祀，国之大事也”，可见活动在古人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和所占比例。晋国的祭 祀传统由来已久，在曲村——天马遗址内的北赵晋侯墓地的M93组（该组墓被认为是晋文侯之墓）和曲沃羊舌村的羊舌晋侯墓地的M1组墓的南墓道都发现大量的祭 祀遗迹。